用巨额赔偿让制度长出“利齿”
本报评论员 胡蓉
在昨天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要借鉴处理“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教训，在一些制度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包括建立巨额的赔偿制度。
相信这一制度能有力阻止企业的作恶行为、提升中国食品安全的保障水平。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发达国家已实践多年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不是灵丹妙药，但也是非常有用的特效药。
这些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众多领域爆发，“舌尖上的安全”已成为民生幸福的痛点，小到毒生姜、瘦肉精，大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无论是小作坊还是大企业，都有漏洞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作恶成本太低，哪怕按照法律予以顶格重罚，也如隔靴搔痒一般。
比如，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这样的处罚力度岂能让企业痛改前非？而面对这样的现状，公众常常感到无助。
要让公众摆脱无助感，就应该引入巨额赔偿制度。巨额赔偿制度也常被称为惩罚性罚款，是发达国家法律中一种独特的制度，通常是为了有效制裁违反社会公德的企业。2001年，日本发生雪印奶粉事件，由于雪印公司在处理受到毒菌感染的牛奶的散漫态度，导致1.4万人中毒发病，雪印公司最终为此付出了343亿日元的巨额赔偿和破产的代价。
巨额赔偿制度之所以更具监管效力，在于它能在阻止企业作恶上起到杠杆作用。企业有大有小，大的甚至富可敌国，弱小的消费者难以与之抗衡。有了巨额赔偿制度，企业要付出的代价就不再局限于伤害导致的损失，而与其危害性、市场规模、品牌知名度甚至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外一些惩罚性赔偿金往往是天文数字。巨额赔偿制度在这些国家的施行并不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而是涵盖各个社会领域。
要说中外市场监管的差异，可以说差异最大的恐怕就是处罚金额的悬殊了。比如，同样是信息保护，上个月，美国社交媒体“脸书”近5000万用户的账户遭遇入侵甚至盗用，根据欧盟最新的通用数据保护规定，“脸书”或将面临16.3亿美元的高额罚款；今年4月，支付宝因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充分、个人金融信息使用不当等7条违法行为，总计才被央行罚了18万元。尽管两者涉及的人群规模及损害行为等都不同，但从罚款金额的天壤之别，仍可看出监管思路的不同。
巨额赔偿制度当然不能完全阻止作恶，但至少它能筑起一道安全网。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也有这个制度，也许问题食品不会如此泛滥，百度不敢在竞价广告上一再阳奉阴违，自如的甲酫房也许难以批量上市，滴滴顺风车遇害事件也不会接连发生……
要让企业不作恶，就得把它们罚到肉痛，而巨额赔偿制度能让监管长出令其生畏的“牙齿”。前不久，长生生物因假疫苗事件被处以91亿元罚款，这张巨额罚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期待巨额赔偿制度能尽快建立，并能引入更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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