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可以操纵自然但永远不会战胜它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3-22 13:46 http://www.zgzxnews.com/

凯尔·哈珀活字文化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而意大利不幸成为海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根据当地时间3月19日18时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近数据，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41035例，较3月18日18时新增5322例，死亡3405例。

按照死亡3405这一数字，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率升至8.29%，其死亡病例数已超过中国国家卫健委于18日统计的3245例中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是目前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时至今日，愈演愈烈、全球流行的瘟疫，让我们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转而进入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我们不禁要埋头史书，回溯历史上各种大型瘟疫留给人类社会的经验。

从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古罗马文明，先后经历罗马王政时代（前753～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前509～前 27年）、罗马帝国（前27～476年/1453年）三个阶段，在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创造出了璀璨的文明，可是再繁荣的经济、再强大的军队也没能抵挡住瘟疫的袭击，这个隐形的杀手几乎贯穿了整个古罗马帝国的历史。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所著《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中，对罗马史影响极为严重的“安东尼瘟疫”的相关篇章。在这次瘟疫中殒命的古罗马帝王马可·奥勒留在他的不朽著述《沉思录》中写道：”个人一旦准备好埋葬死者，很快就会轮到他自己，就在一瞬之间。所以归根结底，要始终认清人间事务是多么短暂且毫无价值。“

而曾经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的衰亡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重大且朴素的教训：人类可以操纵自然，但永远不会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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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所著《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的典范

《枪炮、病菌与钢铁》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结合了当代最前沿的基因科学、气候研究、疾病研究的技术，为我们重新讲述罗马覆灭背后的故事

作者凯尔·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最为尖端的气候科学和基因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他从罗马帝国的二世纪的巅峰时期一直叙述到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哈珀描述了罗马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如何复苏，又如何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再也无法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打击。

《罗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全面描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如何面临和忍受环境的压力，最终依然崩溃的。罗马帝国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帝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关于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死亡事件，我们掌握的信息之多实属难得。尽管如此，对于近两千年前发生的疾病事件，我们的观察必然会笼罩在一层薄雾中。这个谜团就从瘟疫进入罗马帝国的入境地点开始。

罗马人认为，死亡是从洗劫塞琉西亚开始的。可以肯定的是，塞琉西亚是波斯湾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波斯商人频繁往来于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瘟疫从波斯湾蔓延到塞琉西亚，再通过回程的罗马军队扩散到各地，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实际上疫情可能并不是从那里开始的。

洗劫塞琉西亚的亵渎行为，以及阿波罗神庙里释放出的有毒蒸汽，只是一个恶意伪造的故事，用以抹黑共同执政的皇帝卢修斯·韦鲁斯和他的将军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这位叙利亚将军后来试图从马可·奥勒留手中夺取帝国的控制权，他的名字因此在官方史册上留下了污点。这个故事永远不应该得到它所受到的轻信。在帕提亚战役结束前至少一年，我们就有这种疾病在帝国境内出现的证据。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的演讲将小亚细亚的瘟疫定位于165年。此外，在小亚细亚多山的内陆、弗里吉亚的古老城镇希拉波利斯的腹地，165年时竖立了一座雕像，献给阿波罗·阿历克斯卡奥斯（Apollo Alexikakos），“抵挡邪恶者”。这位阿波罗有一段辉煌的历史：他击退了希腊记忆中最著名的雅典瘟疫。孤立地来说，这样一座雕像很难作为这种流行病存在的证据，但它可以作为一种间接证据，表明在罗马军队归来之前，疾病已经进入了帝国。

当瘟疫在整个罗马帝国蔓延的时候，其许多分支很快就失去了自身的动力。从这一点来说，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都市不仅是第一波病菌传播的引擎，而且它们庞大的人口也让为数不多的微生物潜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当生育和移民使易感人群的数量有所增加，大城市就变成了等待再次暴发的定时炸弹，将病原体再次弹射到分散的偏远地区。因此，182—183年的诺里库姆还有178—179年的埃及出现的一些瘟疫迹象并不令人惊讶，这些信息来自幸存的纸莎草纸和铭文。人们不禁要推测，在埃及，这段时间存在一次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反弹波。在西方，有生动的证据可以证实，第二次大暴发出现在191年的罗马。这次旧病复发时，每天有超过2000人死亡，这让那些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的民众感到非常惊骇。

当时罗马平均每天有2000人染病死去，连罗马帝王也未能幸免，维鲁斯大帝及安东尼大帝先后染病而死。史书描述，此传染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痛肿痛、手脚溃烂、高烧、严重口渴、皮肤化脓。瘟疫持续十几年，使得罗马失去近500万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终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

我们的大部分书面证词都是以广阔的视角来观察这次致命的流行病。但在一些宝贵的案例中，我们有机会将画面放大，看到更细致的视角。在一个例子中，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份碳化纸莎草纸提供了一种近距离的观察，它提到了在门德斯城附近的20多个村庄里，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大出血”。这些村庄人口大幅减少，使其上缴的税款少得惊人，由于三角洲地区复杂的水文变化，这里的人口可能从2世纪中期就开始减少了。但是，写于170年的一份文本，尤其突显了散布在这片三角洲上的村庄总体的人口损失。在一个名叫凯尔肯努菲斯的村庄，据说由于土匪起义、逃税和“瘟疫情况”，到168—169年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在这里，瘟疫将一个处于边缘和挣扎的环境推向了彻底崩溃的状态。

在三角洲河流上游很远的地方，在法尤姆一个叫索克诺派欧内索斯的村庄，可以找到关于第二波瘟疫死亡率的证据。这个村子坐落在摩里斯湖北岸，沙漠的边缘，这个祭司村的中心是鳄鱼神的祭拜场所和神殿，而渔业、农业和商队贸易让这个村庄的收入多元化。178—179年的冬天，灾难再次降临这个村庄。178年末，这里还有244名成年男性，其中59人死于179年1月，19人死于2月。这份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一张死亡人数的快照。这意味着在第二波瘟疫中，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人口中最强壮的亚群体的死亡率为32%。如果病死率为50%的话，那么两倍于死亡人数的人——244名男性中的156人——可能都感染了这种疾病。这个微观世界所揭示的是，在帝国这个人口密集的角落里，有效接触率可能会非常高。索克诺派欧内索斯这样的村庄与外部世界有着生物上的联系，一旦病毒在定居点内被释放出来，就会从一个受害者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受害者。

这两个小的案例研究很有价值，但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三角洲的村庄是动荡的环境中的一些边缘社区，面临着多方面危机。而法尤姆的村庄则有着埃及不同寻常的人口密度，同时还处在相互连通的山谷定居地之中。这两个村庄可能比帝国普通定居点遭受了更严重的冲击。

这次疾病对军队的打击非常严重。据编年史记载，到172年，军队几乎消失殆尽。马可·奥勒留的传记中保留了向奴隶和角斗士开放紧急征兵，以及对强盗进行特殊征召的记录。希腊中部一个城镇的铭文记录了军队紧张的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居民是被豁免兵役的，但在170年左右，超过80名男子进入军队服役，人们将此看作军队“人力严重短缺”的信号。但是，瘟疫对军队人数造成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标志，是来自克劳迪亚第七军团的一份退伍军人名单，他们是在195年服役满25年后退伍的。在对罗马军团每年进出人数进行合理假设后，我们可以看出退伍名单在这一年突然扩大，显示出军团在疾病第一次暴发时大约失去了至少15%～20%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军团又匆忙地将人数填补回来。虽然营房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加速病原体的传播，但士兵正值壮年，而且有可靠的供应和护理系统，应该比其他群体的死亡率要低得多。同样，这个样本也不具代表性，只是展现出当这种杀手在一定条件下被释放后，将具备怎样的能力。

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主，也是一个很有造就的思想家，有以希腊文写成的著作《沉思录》传世。

一些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论证过，大规模流行病对人口的严重影响，还反映在一系列有时间标记的文献的突然中断上，例如埃及纸莎草纸、建筑铭文、军队退伍证书等等。事实证明，这种探究只具有启发性而非结论性，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记录的中断只能表明危机的存在，却不能指出其原因。不过，这种罕见规模的瘟疫，是引发危机的最大嫌疑人。灾难迅速演变成系统性危机，其人口上的根源被各地区实际灾难迅速演变成系统性危机，其人口上的根源被各地区实际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所证实。

在瘟疫中，帝国的银矿开采似乎突然崩溃，引发了短期货币危机。埃及的行省货币从164—165年开始出现银币贬值，到167—168年进一步加剧。然后，从170—171年直到179/18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银币铸造完全停止了，这是行省货币生产中一次异常的中断。我们在巴勒斯坦（从166—167年到175—176年）和叙利亚（169—177年）的城市铸币厂也发现了同样的断裂，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对抗帕提亚的军事行动和战争机器的开支已经使帝国财政系统备受压力，而瘟疫又把它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从2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货币和财政基础结构在瘟疫的影响下摇摇欲坠。

在埃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和货币受到的冲击导致价格快速变化。名义价格——价格的货币面值，在这里是德拉克马——翻了一倍。也就是说，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了一半，这在一系列商品的价格上显而易见，包括最基本的商品——小麦。

瘟疫对经济的冲击很严重。以小麦为价值衡量的实际土地价格暴跌。突然之间，土地不那么值钱了，很可能是因为对土地的需求急剧萎缩。实际工资的变化是一种抵消效应。虽然理论上劳动力变得稀缺，并且死亡冲击让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经济受到的一些损害——商业衰退或技术资本减少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使普通工人无法获得任何可见收益。不过，实际农业租金的变化反映了土地和劳动力相对比重的深刻转变。佃农租用可耕地的费用猛然下跌，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维持在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总之，所有证据——从宗教回应的痕迹到遍布帝国的关于死亡事件的文字记录，从瘟疫暴力的微观显像到经济影响的广阔视图——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安东尼瘟疫是帝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人们不可避免地想要得到一份总死亡人数清单，也就是大规模流行病的一份可怕的伤亡统计。关于安东尼瘟疫，我们必须小心处理罗马疆域内部的巨大差异。与其他地区关系密切的帝国的沿海地区最容易接触到全帝国范围内流行的直接传染疾病。大片乡村地区由于自身偏僻的位置而获得了缓冲；埃及村民的境遇要比那些定居点更为分散的行省居民（如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更糟糕。帝国的年龄结构意味着必然有不计其数的婴儿和幼童被瘟疫裹挟而去，成为消失的一代人。事先存在的病原体负荷也会加重疾病的死亡率。

大部分估算安东尼瘟疫总体死亡人数的结果都落在10%～20%之间。这场瘟疫唯一的一个流行病学模型（基于病原体是天花的假设），得出整个帝国的死亡率为22%～24%。帝国的核心地区很可能会有高接触率和高死亡率，而内陆偏远地区和外围地区却能得到很大缓冲。军队的死亡率高达约15%～20%，可能已经接近帝国最核心地带所能达到的最大值，这些地区通常位于地中海沿岸，依靠航线彼此紧密相连。即使我们将罗马的死亡率定在这一范围的下限，那也意味着至少有30万的首都居民感染了这种疾病，其中有一半人死亡。因此不难想象，这样的破坏会如何在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源中回荡着深刻的恐怖。最后，我们还有大片的信息空白，特别是关于疾病在农村地区的渗透，这些空白大得让人不安。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要将整个帝国人口作为对象，那么10%左右的猜测应该是谨慎的，流行病最严重的地区，死亡率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如果这种病毒确实带走了帝国7500万人中的700到800万，那么从绝对意义上讲，这是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疾病事件。

在历史进程中，一定有许多病原体如流星一般从森林或田野中跳出来，迅速感染小部落或村庄里所有的易感宿主，直到群体灭绝，它们突发的暴力只会将自己带向灭亡。引发安东尼瘟疫的微生物如果不是跳上了一座空前广阔、拥有发达连通网络的历史舞台，大概也会走入进化的死胡同，落得如此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历史的进程被微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偶然结合改变了。

韧性与新平衡

安东尼瘟疫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是罗马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一段轨迹的终结。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将帝国工程带向最终覆灭的致命一击。即使帝国的总死亡率高达20%，也只是将帝国人口减少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末期的水平。一方面，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强劲增长的破灭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另一方面，奥古斯都的帝国并没有因此变得人烟稀少。而且，安东尼瘟疫也没有破坏罗马人口规模的内在逻辑。这可能就是罗马帝国与饱受流行病（包括天花）蹂躏的新大陆人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殖民、奴隶制和资源开采让这些动荡的社会陷入瘫痪状态；微生物泛滥的真正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人口系统“受损”越严重，其遭受冲击之后越是难以回弹，新疾病的长期影响就越大。”

安东尼瘟疫之后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发生这种解体。瘟疫过后的几十年里，幸存者将生育能力提到了最高水平。在第二次暴发之后，直到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之前，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流行病事件。如果病因是天花，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它曾留在帝国最大的几个城市里成为本地疾病。流行病过后几代人之后，人口再次增长，尽管没能恢复到从前的峰值。就连埃及的索克诺派欧内索斯村的人口似乎也出现了反弹。安东尼瘟疫没有使帝国陷入无法恢复的人口失控状况。

但是，这次死亡事件比帝国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严重得多，带来的冲击让帝国系统承受重压。随之而来的政治考验是深远的。财政危机使帝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奥勒留曾在168年靠拍卖宫殿里的珍宝来筹集资金。基础的农业规律被打乱了。盖伦记述道：“在许多臣服于罗马的地区，连续的饥荒不只是几年而已。”饥饿的城镇居民来到农村，“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收集足够维持一整年的小麦”，将田地搜刮干净，让乡下人靠树枝和草根生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关于帝国盛期时集体经历的大规模饥荒最生动的证词，就来自大规模流行病之后。但是总体来说，帝国的结构并没有面临解体。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 , 129～199），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个医学权威。盖伦是最著名的医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超过500部医书，并根据古希腊体液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气质》《本能》《关于自然科学的三篇论文》。

大规模流行病的影响从总体来看更为微妙。如果说人口减少到了接近奥古斯都时期的水平，那这期间帝国的政治和道德机制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责任的增加。一个四处征服的霸权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地域帝国，在一个共同的政体中逐渐同化了各个民族，并且要求他们保持忠诚。帝国的公民和臣民都要求得到和平与秩序的回报。他们对政府是有所期望的；我们碰巧知道有一位埃及的总督，他在瘟疫过后一次为期三天的巡回中，从行省人民那里收到了1804封请愿书。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帝国与城市精英之间的重大交易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并不完全稳定；行省贵族在帝国社会的最高阶层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而帝国需要他们服务的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他们的财富和责任，都使他们渴求一种奥古斯都无法预见的地位和名望。在奥勒留统治时期，战争和瘟疫的紧急状况，加上这位哲学家皇帝宽容的态度，为那些有天赋的行省人才搭建了更宽阔的舞台。大规模流行病加速了帝国的行省化过程。

边界之外还有更大的变化。由于受到帝国先进文明的影响，在紧邻帝国的蛮族地界促进了二级国家形成多瑙河边界上，强大敌人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转变。被转移到东部帕提亚战役中的三个军团，是冒着经过计算的风险的。这个计划是让卢修斯在解决东部问题之后，再转向解决北方问题。当卢修斯在指挥作战时，奥勒留在罗马已经为北方的行动增加了两个新的军团。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卢修斯的得胜部队在瘟疫的阴影下艰难回到家乡。在这期间，西部也暴发了瘟疫。北方远征被推迟了一年。来自前线的消息不容乐观：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和夸地人要求得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不然就要开战。当奥勒留和卢修斯终于开始北方战役的时候，军队在阿奎莱亚的冬季营地里遭到瘟疫的蹂躏。正如盖伦所担心的，他被皇帝召到这里。卢修斯本人死于瘟疫。

马可·奥勒留的北方战争常常被认为是帝国命运的转折点。有些事情已经今非昔比。甚至连罗马人的“升级支配地位”也似乎开始动摇。蛮族侵略军的进攻力量已经深入到帝国内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以及巴尔干半岛。奥勒留在他最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一场艰难而毫无结果的战争，其间还被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的篡位所打断。这位洗劫了塞琉西亚的叙利亚元老不忠的原因，至今不为人知。尽管叛乱被扼杀，但却分散了人们对前线作战的注意力。这也是未来各种叛乱的一个先兆。

这位斯多葛主义皇帝在多瑙河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在那里宣称的胜利，从结果来看似乎很空洞。仅仅是维持帝国本身，就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变得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帝国也失去了韧性边际。罗马帝国的扩张是以发展为前提的。瘟疫对这个系统造成了冲击。人口流失立即在征兵危机中体现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它微妙地改变了表面之下更深层的压力。由于征召变得困难，报酬必须更加丰厚。行省人可以通过以帝国的名义服役而获得显赫的地位，其结果很快就会显现。

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是一名元老，是在危机过后登上帝国权力最高平台的行省人士之一，他认真思索了奥勒留和他的时代留下的一言难尽的遗产。奥勒留“没有遇到他应得的好运气，他的身体并不强壮，并且在整个统治时期不断被卷入各种麻烦。但就我个人而言，正因如此才更钦佩他，他在众多非常的困难中不仅自己生存下来，而且保住了帝国”。关于奥勒留的成就，这似乎是一个公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评判，他的命运就是与时运的变迁作斗争。

卡西乌斯·狄奥（英语：CassiusDio），（150年－235年）。古罗马政治家与历史学家。著有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罗马王政时代到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著作。出身于贵族家庭，后参加政治事务，曾担任执政官。他的著作现仅存残篇，风格模仿修昔底德，内容质朴翔实，为后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