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国内药企的出现，罕见病患者的用药难题将更快得到改善？

记者 | 金淼

编辑 | 许悦

10月25日，北海康成宣布中国首个且唯一的黏多糖贮积症II型（MPS II，又称亨特综合征）酶替代疗法艾度硫酸酯酶β注射液启动商业化环节。此前的9月2日，艾度硫酸酯酶β注射液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

黏多糖贮积症（Mucopolysaccharidoses简称 MPS）是一种渐进性的、罕见的、致残、致死的X连锁隐性遗传病。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缺乏降解糖胺聚醣的酶，令其在体内不断累积，影响细胞和器官的正常功能和生理结构，MPS共有7个分型。2018年，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将黏多糖贮积症连同其他120种罕见病纳入到《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

待突破的高值罕用药支付路径

2018年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虽然未从发病人数上对罕见病进行定义，但其目录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罕见病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一位罕见病领域医疗保障专家在目录发布后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时医保没能介入其中是非常大的遗憾，而没有医保部门的参与，罕见病患者保障的问题就无法深入。而当时医保部门没有参与的原因，一是机构正处于新旧过渡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罕见病流行病相关数据的缺乏，在此情况下如果将罕见病纳入医保，则会对政府管理和医保产生巨大风险。

艾昆纬咨询在《中国罕见病高值药物医疗保障研究报告》（下简称：艾昆纬报告）中提到，目前社会关注最高、矛盾最为集中的是罕见病高值药物的用药保障。在2017-2019年三年的国家医保目录更新中，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药物被纳入医保，仅2019年，国家医保目录就纳入了9种罕见病药物。但同时国内在罕见病高值药物的可及、可负担路径上仍未实现突破。

从国家医保支付层面来看，目前医保目录内最贵的罕见病药物是用于治疗尼曼匹克病的麦格司他，医保谈判后年治疗费用不到30万元。而年治疗费用超过30万的药物，至今还未实现“零”的突破。

对于研发、生产罕见病高值药物的企业而言，高值药物对应的疾病大多极其严重或致残致死、疗法在临床上急需且不可被替代。而患病人群极小，导致相应研发、生产成本较高，传导至价格上，则体现为患者治疗费用高昂。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处长李大川在2019年首届罕见病合作交流会上曾表示：“一个是疾病本身还没有开发出有效药物。另一个是国内还没有上市。国内罕见病患者基数比较小，市场容量小，商业投资回报不高，所以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政策来鼓励更多的药企关心罕见病的药品研发。”

2011年被赛诺菲收购的健赞是一家专注于罕见病的生物制药公司，它的原全球CEO David Meeker曾在一次采访中举例，健赞一项临床试验中，全球范围内临床只有16个患者参与。无论是患者的寻找还是药物本身，整个临床都非常复杂。“只能通过很小部分患者去获得企业在药物研发，包括临床上的回报。所以从业务模式来讲，这个药的价格是非常高的。”而其也表示，这款药物的价格高到个人是无法承受的，“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罕见病患者可以完全靠自费来承受这个罕见病药物的成本和价格。”

但有赖于如美国《孤儿药法案》等一系列针对罕见病药物的税费减免、自主定价、快速审批及市场独占期等激励政策及多方共付等支付方式的深入，罕见病药物也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赛诺菲、武田、渤健等巨头也通过并购等方式扩充自身在罕见病领域的布局。

国内企业参与带来的良性互动

以往，国内罕见病药物市场尤其是高值罕见病药物市场由跨国企业主导，艾昆纬报告中表示，对于研发罕见病用药的企业而言，在国内罕见病尤其是高值罕见病药物缺乏系统用药保障的环境下，推进药物在国内的注册和商业化充满不确定性，“部分企业甚至会选择放弃中国市场”。

本土药企的出现则为罕见病的上市及可负担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薛群博士是北海康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3年，薛群曾经以第一任中国总经理的身份供职健赞，当时国内企业上市的肿瘤创新药和罕见病用药都是零。但到去年，国内上市的国产肿瘤新药已经突破两位数了，而罕见病药的数字还是零。

他认为，国产罕见病用药上市数量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是由于“企业无法判断进行的这种风险投入以后能够产生的回报，但是其实两者互为因果。”

参照肿瘤药物市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来越多的国产肿瘤新药上市，打破了以往跨国药企在肿瘤新药中的价格垄断局面。随着国内企业参与罕见病药物的研发、生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药物可及。

“从肿瘤药领域来看，各方已经开始享受红利了。”薛群认为，随着未来更多国内企业参与进罕见病用药市场，罕见病药物价格偏高的情况也将有所松动。“一旦国内企业参与研发、生产的创新药进入到市场，就会对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罕见病药物产生影响，这种互动是良性的。”

另外，80%的罕见病都是患者体内的基因突变造成，这就意味着治疗罕见病的针对性药物对因相同病因患病的不同人群的疗效一致。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在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后，国内研发罕见病用药的企业只要数据被认可，全球范围内也能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企业而言，如果一个药品既能在国内上市，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上市，两条腿走路的情况也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薛群表示。

多方共同向前一步

艾昆纬报告中表示治疗费用高昂，患者用药负担极其严重是罕见病保障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政府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按照全球的解决路径来看，仅靠单方力量解决罕见病高值药物的用药可及是无法实现的，“多层次保障势在必行”。

而前文所说的罕见病流行病相关数据缺乏所带来的保障风险，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参与也逐渐明朗起来。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罕见病联盟副理事长张抒扬教授在“2020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分享时表示，从2016年底开始的罕见病注册登记研究，目前已经扩展到近百家医院，注册登记系统目前已经涵盖166种罕见病，建立了184个罕见病研究队列。“一共有58945名罕见病患者在这里面，是作为研究队列登记在国家罕见病的精准研发计划当中的平台上。”

艾昆纬报告中也对上市和即将上市的部分年治疗花费超过百万元的罕见病高值药物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中国有能力着手解决罕见病高值药物的保障问题。

国内浙江、山西、广东佛山等地分别在专项基金、大病谈判、政策型商业保险等维度对罕见病药物可及上作出探索。“患者用得上药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用得起药，现在一系列的探索也是希望能够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李定国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

除负担问题外，近年来随着创新药的不断涌现，肿瘤药、罕见病药物等普遍面临入院难的问题，药占比等皆成为新药进入医院的难关。

谈及入院问题时，薛群表示，近年来兴起的DTP药房（Direct to Patient，专业药房）也已经成为罕见病药物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对于已经将罕见病纳入到特殊救助范畴内的部分地区而言，相对集中的采购及定点医疗机构能够帮助提高患者可及。“这样不会占用医院的药占比，患者需要也可以直接从储存中心运输到定点医疗机构中。”但其表示各地的保障水平不同，同样也限制了患者是否能够得到治疗。

“支付、入院都属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多方的参与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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